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海外华人的创作美食美食

族群记忆中的历史回望

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海外华人的创作，如张翎的《金山》，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严歌苓的《寄居者》等，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它们在叙事形式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作者都立足于华人的生存记忆，借助域外的文化视角，打捞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梳理我们的过去，从而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信念。

张翎的《金山》通过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数十年的艰辛闯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凸显了华人极为顽强的开拓精神，揭开了北美现代文明发展的另一种轨迹，揭开了西方文化中族群观念的沉疴与痼疾。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则以一种游侠式的轻逸之笔，演绎了一位华裔青年在“二战”中的悲剧人生，反思了西方文明掩饰下的族群观念。严歌苓的《寄居者》看似书写了旧上海的一段情感往事，一段充满了偶然与纷乱、忠诚与背叛的凄美情感，但浸透在情感之中的，仍然是不同国别、不同族群的男女，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困顿和感伤。

与海外作家有所不同，阿来的《格萨尔王》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等，虽然也选择了种族记忆作为历史的切入口，但更强调某种“正史”的审美化重构。在《格萨尔王》中，阿来以重述神话的方式，通过对藏族史诗的全新诠释，激活了格萨尔王在人性与人神、使命与伦理、权力与欲望之间的穷挣苦扎。藏民族特有的剽悍与野性、旷达与浪漫的生命气质，跃然纸上。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既有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又有人物个性塑造的冲动，使这部皇皇巨著具有正史的品质，但绘人绘事又颇具艺术功力。

个体记忆中的历史反思

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面对个体记忆的历史反思之作。颇为突出的长篇有苏童的《河岸》，艾伟的《风和日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以及 浩的《离骚》，廖琪的《茶道无道》等。

《河岸》和《风和日丽》都是以“寻根”作为基本线索。《河岸》仿佛一曲散板，注重诗意的想象和话语的漫游气质，叙事话语仿佛金雀河里的河水缓缓而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舒缓而又忧伤惆怅的美学韵致。《风和日丽》的叙事话语则明显带着理性思辨的意味。[NextPage]

莫言的《蛙》试图通过一种自我叙说的方式，来演绎姑姑的传奇人生，表现了乡村文化伦理的巨大冲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展示了杨百顺一家三代人从“出走”到“回归”的过程，带有很强的寓言色彩。 浩的《离骚》以一个叫王一花的女人异常妖娆的一生，将隐秘而又尖锐的历史，巧妙地附着在一个卑微的个体之上。既有肉体的疼痛，又有灵魂的撕裂。廖琪的《茶道无道》则将中国人的茶性精神与深邃的传统文化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以茶喻人，又以人写茶，通过淡泊高远的茶人从容地穿过历史风云，展现了传统茶性精神特有的魅力。

现实伦理中的深度追问

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底层民生的思考，一直是很多作家精致的文化艺术与现代尖端科技相互融合的叙事目标。在2009年，还是有少数作品给我带来了内心的震动，尤其是刘醒龙的《天行者》和王跃文的《苍黄》。

《天行者》围绕着一个偏远山区小学里几位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执着、坚韧而又质朴的精神品质，演绎了他们无奈而又无望的命运际遇，在揭示中国乡土教育沉重与悲凉的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乡土社会中文化启蒙的尖锐反思。

王跃文的《苍黄》将叙事置于基层官场的内部，以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济运作为一个纽带人物，演绎了基层权力体系中的种种潜规则和人生悲喜剧。在那里，有自高自大可以加强Unicode支持且又附庸风雅、老谋深算而又不择手段的“刘半间”；有老实本分而又奢望权力、因升官梦而最后发疯的“刘差配”；有刚直清廉却屡遭暗算、最后不得不自杀的舒泽光；还有红黑通吃、变商为官、强取豪夺的煤老板。小说隐喻了权力对人 望的诱惑，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

曹征路的《问苍茫》以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工人罢工为契口，揭示了现代资本运作的吊诡与冷酷，展示了市场时代的现实困境。

还有不少作家面对欲望化的生活，从人性深处进行了反思。温亚军的《伪幸福》、钟求是的《零年代》、谢宗玉的《伤害》等，着眼于现代社会的新型伦理，从人物情感入手，以挣扎、逃离或变异的方式，揭示了现代都市背后的生存困境，凸显了现代文明与个体幸福之间的失衡状态。

（：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