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去世的沙博理是将中国文学带向世界搭配

两个月前去世的沙博理是将中国文学带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英译著作有《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家》等。 当我们欣喜于中国文学在国外排名靠前的榜单时，其实我们的文学没有那么流行。 汉学家的缺乏，文化的差异，使得作为文学输出中介的“翻译”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 也许，当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还不成熟时，不要太急着走出去。正如苏童所说，这只代表着传播的成功，真正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于走出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脚步很轻 最近，一份2014年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排行榜引起关注，在榜单中，麦家的《解密》领跑，图书馆收藏数量达到686家，超过了莫言《红高粱》670家的纪录。电厂工程师刘慈欣业余创作的科幻作品《三体》系列，在2014年11月英文版面市后，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214家。不少友认为，中国文学在国外畅销的时代来临。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作品的畅销呢?遗憾的是，并不是。 “拿小说来说，当代大陆出版的书在日本还谈不上流行，能卖三五千册就不错了。”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告诉。中国文学的一线作家王蒙、王安忆、史铁生、莫言等，每人在日本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单独成册，印量在 000册左右。“到了书店，一看摆放位置就知道会不会被看好，韩国文学还有个单独的书架，而我们的作品就没有，跟越南、菲律宾的摆放在一起，而且往往放在书架最下面。” “在印度，中国文学作品对印度影响最大的不是现当代文学，而是毛泽东思想、唐诗宋词等作品。”北京大学南亚学系讲师、印度人高兴说，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度，目前还是小众得不能再小众的领域。 著名文学代理人托笔·伊迪曾公开一个数据，从1979年到2012年，英语文学被翻译的次数达到126万次，翻译成各种语言，中文作品被翻译的是1.4万本次。这意味着中国文学跟国际交接的次数，与外国文学相比仅有百分之一。 苏童曾说，外国文学很早就轰轰烈烈地“走进来”了，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脚步一直很轻。 精通中国的汉学家 全世界不超过20个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欣赏的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 “确实有在日本畅销的小说，前几年卫慧的《上海宝贝》(描写同性恋和吸毒等，在国内被禁售)，就卖了20万册。”林少华说，这种书在国外卖100万册，我们也不会觉得高兴。 新世界出版社版权主任姜汉忠认为，外国人喜欢看故事，而中国人不会写故事。举例来说，荷兰人高罗佩重新编写的《狄公案》，一部记载唐朝名相狄仁杰的断案集，之所以风靡全球，关键在于他只写情节，靠推理来破案，而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宫廷礼仪全部略去不谈，这才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同样以破案、推理获得成功的麦家，作品在国外也获得了畅销。 旅英女作家薛欣然说，这也是国内通俗文学比严肃文学作品更易飞入外国百姓家的原因。而在中国，严肃文学却被认为是主流。莫言获得文学奖之后，高兴曾经买了一本莫言的书阅读，可是翻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我基本不看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感觉它所描绘的文学，与我经历的世界脱节。” 林少华说，日本、韩国更接近西方阵营，中国有自己的一套思维，别人很难理解。 薛欣然举例说，她曾经这家康乐公司的总经理陈增友曾在上世纪80年代筹资百万给当时因为资金紧张而无法继续拍摄的《红楼梦》剧组“强迫”先生托笔·伊迪读《红楼梦》，然而她先生读了四次，都在100页左右就放弃了，问题就是“那么多的亲戚关系，英文里面难以理清和表达”。她还引用了托笔对于中国文学翻译问题的理解:“中国作家用自己的语言写，不是妙笔生花，而是妙笔生画，这样才能用中文或者在翻译的时候看到画面。”新东方一位英语老师在教授外国翻译者时，对方始终无法理解太虚幻境那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联的深意。 苏童认为，中国文学集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是另一种肤色与面孔的文学、另一种呼吸的文学，有着宿命般的边缘。 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中介者”身份的翻译，在差异的障碍下，成为一个稀少的存在。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说，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家，除了语言功底的深厚，更重要的是，译者必须是本国的语言艺术家。然而汉学家的数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开放时间短，文学交流比较少。就译者来说，要成为一个好的汉学家，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汉学家又不等于语言艺术家，其中能称得上语言艺术家的只是少数，他们还需要艺术天赋。” 林少华认为，精通中国的汉学家，整个西方加起来不超过20个。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自己在翻译中国现代诗歌的时候，曾问北岛等作者一句话背后的深意，但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自己理解”，所以顾彬只能按照自己所悟出来的深意翻译。曾翻译莫言作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完一页书后，按照自己理解的内容进行翻译，并不是逐字逐句。“从理论上来讲，翻译是对一个文本的再创作。” 汉学家的稀少，导致翻译人才的缺乏，使得有出版需求的外国出版商在“转译”方面做文章。 拿毕飞宇来说，2011年秋天，挪威购买了毕飞宇作品的版权，但是由于挪威汉语人才太少了，为了尽快出书，他们的希望就是“转译”，要不然就得等，要排队。由于毕飞宇的作品首先出版法语版本，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版本都是这样。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 毕飞宇很不认同，他认为只要是翻译，就必然存在流失的问题。何况是转译，对原著精神和意蕴的传达更是难以保存。 胎记无需整容，那是最重要的辨识物 自2012年以来，随着莫言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国外读者的眼中，连麦家都说，自己作品的畅销，很大程度上是沾了莫言的光。 但是高兴认为，这并不表示其他作家都会走向世界。中国文学在西方，欧美文学在中国，这两者将长久性保持非对等地位。 张炜的作品早在二三十年前即开始译为法韩日英等版本。仅201 年内，就最新出版了两本英文版、两本法文版、一本瑞典文版。他说很遗憾，这些年里自己不得不主动中断许多本书的翻译出版合同，因为某些国外出版社只图快捷出版，对译者要求很低，“有的译者不仅汉语不过关，本国语言也很拙劣，他们连基本语意都不能准确转达。如果放任那种拙劣的翻译和出版，只能毁掉一部作品。” 张炜说中文写作者不要急于把自己的作品翻译出去，因为语言艺术主要还是依赖本民族的读者去领悟微妙。“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但国外的读者怎么会比国内的读者更重要呢?只有同一片土地上生存的人才有深刻体味，他们是最可信赖的。长期以来我们民族积贫积弱，在精神文化领域缺乏起码的自信，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苏童认为，走出去还需要冷静。毕飞宇认为，我们的精神力量还很不够，不要着急去送。林少华说，我们的作品，缺乏人性的发掘，缺少灵魂的救赎和反思，很难引起共鸣。“我们的思想性还不够，没有普世性。” 荷语翻译家林恪认为，很多中国小说对西方人来说，有零零碎碎的感觉，他们觉得故事是一段一段的，不完整，没有主线，有很多小情节，他们看中国小说可能有点失望。 著名作家残雪说，在“文学走出去”方面，国内文学圈还是有些浮躁。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国外，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出版社找作家签合同，这一种属于他们认为有商业利润的，至少也要卖得快一点；二是通过翻译找出版社，翻译有自己的口味，而且他们知道什么书找什么出版社。 或许，相比“走出去”，中国作家更应该保留自己的底色，这份底色与商业功利没有任何关系。苏童说，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胎记，胎记无须整容，因为它是最重要的辨识物。任何一个作家的胸怀，越宽广越好，放眼世界是个好态度，但是若以“走向世界”为写作之责，则大可不必。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西方各国都有译本，似乎没有一个译本称得上受欢迎，但是，谁敢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品呢? 中国四次翻译潮 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微博中说，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近代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三是“文革”后以三联、上海译文等出版社为代表的对西方现代人文社科著作的系统翻译。四是新世纪草根字幕组自发组织的对海量影视和络学习材料的翻译。 第一次翻译活动，主要是对佛经的翻译，以及译法的开创。鸠摩罗什是从西域来华传播佛教开展译经事业的大师，以其对梵语和汉语的精通，翻译出了一批优秀的佛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及《妙法莲华经》，打破了以往用中国哲学固有名词诠释佛教埃及金字塔存争议 英国认为是从内部开始建造义理的格义之弊病，开创以意译为主的译经风格。在鸠摩罗什的基础上，玄奘进一步开拓“新译”译法、“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标准和“五不翻”原则，对我国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第二次翻译活动则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认识到学习西方“器物”无法抵御外敌入侵时，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文化。林纾和严复抱着救亡图存、保种保国的目的和热情，翻译了许多外国著作，对“启发民智”起到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翻译活动中，弥补了“文革”中西方文化不足的缺憾。“文革”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出版社成立，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和“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为代表的一批经典学术译著出版，选收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 第四次翻译活动，则是信息时代的产物。目前国内每年引进的外国电视、电影作品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我国受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在无法求助主流电视台的前提下，一部分观众转向其他可替代的路径，即依赖络下载和影碟购买，但是非汉化的剧集让大部分观众望而却步。此时，在络上与国外同步播出的由字幕组提供的更接近原版的“汉化”剧目，就牢牢吸引了一部分观众。 （：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