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报告垃圾源头处理效果更好容易

垃圾围城正在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难以承受之痛。近年来，随着垃圾处理费的持续走低，垃圾焚烧被当做快速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重要手段。仅以北京市为例，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从454.6万吨增长至733.8万吨，2014年生活垃圾焚化率达到21.4%，清运量和焚烧量基本同步上涨。

焚烧是否是垃圾处理的优质优先选项?3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报告认为，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巨大，不仅需要高额的公共财政补贴，由此付出的健康损失也很高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才能够显著全面降低生活垃圾管理的社会成本。

直接焚烧垃圾处理费虽低，但社会成本高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介绍说，社会成本是指社会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而承担的，以市场价为准的全部成本，包括政府通过鼓励政策给焚烧项目的土地划拨、直接资本金划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公众为焚烧垃圾承担的健康损失等。

北京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有多高?据统计，北京市目前运营的3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成本为20.39亿元，其中排放二噁英类危险空气污染物造成的健康损失超过七成，为14.31亿元;收费和各类补贴项目成本6.08亿元。每一吨生活垃圾全过程的社会成本达到2253元，包括收集、运输和转运社会成本1164元/吨，焚烧处置社会成本1089元/吨。

201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中规定，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其余上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电价。宋国君指出，焚烧电价补贴构成焚烧厂所获收入及补贴的20%左右，将本应由地方财政承担的焚烧处理费以电价形式转移给社会，刺激了焚烧企业对垃圾增量和扩大投资的需求，帮助维持了不分类现状，是导致生活垃圾处置高昂社会成本的关键。

宋国君认为，财政补贴、健康损失、资源浪费是焚烧造成的三重浪费。在生活垃圾管理更高效的国家和地区，焚烧不是处理的优先选项，资源的替代、减量、重复利用、循环再造优于焚烧或填埋。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指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认为，垃圾分类为什么做不起来?因为焚烧最省事，而且最来钱。而垃圾分类不算项目，利益推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加大相应投入才能把垃圾分类做好。此外还要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我国台湾地区的生活垃圾管理经验表明，强制源头分类、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是垃圾减量的扭转路径，宋国君表示，贯穿其中的是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垃圾计量收费源头强制分类和基于生产者延伸制的资源回收管理基金政策，形成降低垃圾管理社会成本的机制。据统计，如果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北京市的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将从2015年的42.2亿元降低至15.3亿元，降低64%。

虽然必攻天赋为S-没有二进索隆S强 报告建议，终结电价补贴政策，其他补贴显性化;实施垃圾焚烧全市统筹，坚决遏制一区(县)一焚烧厂格局出现;确立权责一致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部门;尽快制定北京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计划，明确目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统计信息平台，实现生活垃圾管理信息全面彻底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