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就是不爱举手发言下明年

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问题疫苗？

当我们意识到潜在的风险时，我们会做出各种在表面上清醒和貌似理智的选择。面对轻微的危险迹象，我们食用有机食品，大把吞下多种维生素，迅速放弃某些产品（甚至整类技术）。我们携带枪支，投票支持我们认为能保护我们安全的候选人。然而这些选择远非仔细思考的结果。实际上，它们往往与理性相悖；出现这种情况的频度之高令人意外。此外，尽管我们在作出风险选择时总感到自己是正确的，但很多决定实际上把我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下。

神经科学、心理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对于人类为什么有时对很小的风险征兆大惊小怪、有时却对明确的危险证据漫不经心有了一系列新发现。相关科学值得详细审议。不过一个当前的问题为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提供了一堂速成课，那就是对于疫苗的恐惧，特别是儿童疫苗。

2011年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和美国全国公共电台(NPR)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有18岁以下孩子的父母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担心疫苗，总体上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担心疫苗的价值和安全性。在那次调查中，约有五分之一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担心，儿童期疫苗与自闭症有关，7%的人说担心疫苗与I型糖尿病有关。

证据表明，这些担忧，以及其他大多数对于疫苗的担忧，都是毫无根据的。众多研究——包括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ofMedicine)去年的一份全面报告——都表示，疫苗不会引起自闭症、糖尿病、哮喘或反疫苗阵营列出的其他主要疾病。

然而这些激烈而真切的恐惧依然存在。在失望的医生和卫生官员们看来，疫苗恐惧症是一种非理性的对事实的否认，使得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和整个社区都面临更大风险（随着群体免疫力下降，疾病传播上升）。不过，我们越了解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的运作方式，就越能理解对疫苗的恐惧，即便这种恐惧仍是很危险的。

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两名认知心理学家，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ofOregon)的保罗·斯洛维奇(PaulSlovic)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University)的巴鲁克·费施霍夫(BaruchFischhoff)，找到了有些事情在感觉上比理智上更可怕（或更不可怕）的几个原因。人类会在潜意识驱使下，权衡任何选择或行动的风险与效益，如果采取某个特定行动似乎没有什么效益，那么风险的感觉就会自动增大。疫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潜意识看来，疫苗保护儿童不受感染的疾病（如麻疹和百日咳）不再常见，这使得疫苗带来的效益感觉很小，和哪怕极小的严重副作用风险相比，也许更加微不足道。（实际上，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提供的信息，近年上述两种病的疫情已变得更加常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小儿麻痹症流行的可怕时期，父母带着孩子排队接种疫苗，而那时的疫苗风险比现代疫苗高得多。究其原因，当年风险在感觉上比较小，因为效益显而易见。

斯洛维奇教授和费施霍夫教授及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相比自愿承担风险，当一个人被强加某种风险时（例如强制进行的疫苗接种计划，即便这类计划基本上都允许人们不参加），同样的风险在感觉上更加可怕。风险认知也取决于信任，你不信任的某个来源所带来的风险，在感觉上更加可怕。反疫苗阵营对政府和制药行业充满不信任。最后一点是，“人造”的风险（例如疫苗）会比自然的风险引发更多担忧。一些反对为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说，他们愿意接受疾病的风险，因为疾病是“自然的”。

可话说回来，难道人类理性的奇妙力量，不能克服这些清醒思考的本能障碍吗？对于恐惧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这种希望是不现实的。纽约大学(NewYorkUniversity)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LeDoux)及其他研究人员对恐惧的神经根源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较慢而有意识的理性与较快而潜意识的情感和本能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大脑的基本架构决定了我们感觉在先，思考在后。大脑中首先激发“战逃反应”的部位杏仁核(amygdala)的位置意味着，它比仔细思考局面的大脑部位更早接收传入的刺激。于是，在我们对潜在危险作出的持续回应中，大脑的构造和运作方式决定了我们倾向于凭感觉（而非思考）行事。正如杜勒教授在《情绪脑》(TheEmotionalBrain)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人类进化历史的这一点上，大脑布线的特点意味着，从情感系统到认知系统的连接，比从认知系统到情感系统的连接更强大。”

所以我们就有了对疫苗的过度恐惧。但就像我们对某些东西太过害怕一样，同样的“感觉与事实”系统有时也会逆向作用，让我们对更大的风险关切不足。你自愿投入的貌似有大把效益的高风险行为（比如为了获得那种“美好健康的肤色”而晒日光浴），在感觉上不那么危险。人类社会在遥远的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也倾向于不会拉响同样的本能警钟（部分原因是这种危害不会单独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很普遍，却很薄弱。

尽管我们的风险认知系统偶尔会出错，但它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它引领着我们在进化的轨道上走到今天。但这个系统如此严重依赖情感和本能，以至于有时作出与证据不符的风险认知，这种“风险认知差距”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风险。我们确实应当对恐惧本身的危险有所担心。

在这个揭示人类大脑如何运作的非凡时代，我们对风险认知差距为何产生已经有很多发现，我们能够（也应该）把有关风险认知的详细知识，应用于缩小这种差距并降低其危险。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尼古拉·阿巴尼亚诺(NicolaAbbagnano)所建议的，“理性本身可能有错，在我们的逻辑中必须有应对这种不可靠性的地方。”风险认知与其说是一个纯理性的过程，不如说是对事实和事实带来的感觉的主观结合——接受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在人类学习曲线上需要迈出的一步。然后，我们也许就能开始对疫苗和其他健康问题作出更加明智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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